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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·谢肇涮著《滇略》、李时珍著《本草纲目》
明万历年问，官其云南布政司右参政的进士谢肇涮在其著《滇略》“三产略”中，第一次提到“普茶”这个名词，载日：
“士庶所用，皆普茶也，蒸而成团。”
此“普茶”即“普洱茶”，我国茶叶到明代(公元14世纪后期)才有手搓炉焙的制法，以后将制法传到印度。谢肇涮说普茶“蒸而成团”，说明明代时普洱已有加工揉制“紧茶”的制茶技术了。
明代李时珍著《本草纲目》中，亦有“普洱茶出云南普洱”的记载。
二、清·倪蜕撰《滇云历年传》
清乾隆二年(1737)，从巡抚甘国璧入滇至老的江苏松江人倪蜕撰《滇云历年传》十二卷，在(卷二)中有载：
“雍正七年己酉，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，以通判司其事。六大山产茶，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，各贩于普洱。上纳税转行，由来久矣。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，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。于是通判朱绣上议，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，逗留复入者俱枷责押回，其茶令茶户尽户尽数运至总店，领给价值。私相买卖者罪之，稽查严密，民甚难堪。又商贩先价后茶，通融得济。官民交易，缓急不通。且茶山之于思茅，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。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，人役使费繁多。轻戥重秤，又所难免。然则百斤之价，得半而止矣。若夫远户，经月往来，小货零星无几。加以如前弊孔，能不空乎而归，小民生生之计，只有此茶。不以为资，又以为累。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、武官挟之以生息。则截其根．赭其山，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。”
清《道光云南志钞》卷一《地理志》载：
“普洱府。雍正七年，裁元江通判，以所治之普洱六大茶山及橄榄坝、江内六版纳地置普洱府，又设同知驻所属之攸乐，通判驻所之思茅。”“思茅厅，乾隆元年裁通判，移攸乐同知驻其地，名思茅厅。，山则白马、孔明，皆距城数百里，高千百仞，而六茶山在东南三百里倚邦土弁境，产茶、备土物之贡。”
以上史料记载说明，普洱府是当时茶叶贸易的集散地，思茅厅属六大茶山所产茶叶，大部分集中到普洱、思茅，经过加_l：精制之后，上贡皇朝和运销各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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